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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上一个诗人会不会爱上一座城市

来源:未知 时间:2019-04-15 06:52

  1917年上海《新青年》发表了中国第一批白话诗,成为中国新诗百年的发端。一百年后的2016年,上海举办首届“上海国际诗歌节”。

  北大第十四届未名诗歌节宣传词:“北大与中国新诗有着不言而喻的紧密关联……一次次引燃我们对诗歌和语言本身的无尽想象。”

  俄罗斯每年的6月6日是一个重大的节日,因为这是“俄国文学之父”普希金的诞辰日,也是俄罗斯的诗歌节。

  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在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,“……当这些工人诗人在电影中一一现身,你会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、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奇迹的全新故事”。

  我敢断言,纵然是在诗歌鼎盛的朝代,那些大多局限于三三两两聚会的文人骚客,穷尽其智慧和想象,也无法预料时下诗歌的招摇。事实上,诗歌节是近几十年来因势兴起的产物,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,受财力、交通、通讯等诸多限制,诗歌“牵手”节日亦是不敢想的行径——更不敢想今朝如此这般地“呼朋唤友”的大手笔,更不敢想能有今朝的国际范——国内国外群贤毕至的气场。尽管诗歌节只是文化活动之一,但势不可挡的热度和频度,越来越逼近一些法定节假日。

  互联网搜索引擎关于诗歌节的定义近乎是宏观、抽象的,不着边际地费了一通笔墨,到了最后还是云山雾罩——这倒与当下貌似流行的一些不知所云的诗一脉相承。

  诗歌节虽然没有确切的定义,但各地举办的形式和内容大同小异,难逃下面的选项,作品奖+论坛或研讨会+诗歌朗诵会+诗人采风+作品集出版。

  我没记错的话,诗歌节的“开山始祖”是安徽省马鞍山。马鞍山当涂有座李白墓,当地政府在诗歌节还没成气候时与某国家级学会果断携手,一猛子办了近三十年的李白诗歌节,今年是第三十届。国人喜欢趋之若鹜,后来就有几个城市同时围着李白扭扭捏捏,凡是能在历史上与李白的人生轨迹沾点渊源的,都向李白“攀亲”,挖空心思地“绘声绘色”一通——李白如果活着,恨不能像孙行者,拔撮毛就分身了。

  李白当然是不可能再醒来的,但号称被边缘化的诗歌,诗人们却日渐忙碌,稍在圈内“混出”些知名度的,近乎疲于奔命于各种诗歌活动的“场子”。这活动一多,“混油了”的诗人就成了诗界的“大腕儿”“小腕儿”,就开始挑肥拣瘦了,谁给的“露脸费”多?哪个活动“短平快”等等?都作为诗人“翻牌”的先决条件。诗歌活动组织者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,并且继续经历着——总有那么几个“著名诗人”刚到会场,连喘口气的空当儿都不留,火急火燎地告诉工作人员,自己最多只能参加一天的活动(有时只参加半天活动),还有个重要活动在等着……反正是表明他(她)很忙!

  诗歌节“始祖”马鞍山还实现了另一个“第一”——承办了首届“中国诗歌节”,这是国务院批准的由原文化部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大型文化活动,各地申办异常踊跃。为了获得承办资格,后继申办城市如有三头六臂,相互间使出浑身解数,好像申办成功了,就从此鹤立鸡群了,就有与其他城市PK的资本了。诗歌节办多了,有的城市便不愿落俗套,改旗易帜,于是乎“诗歌周”等等诗歌节的子孙也腾空出世。名号不同了,不过怎么看,还是万变不离其宗。

  毕竟是“新生事物”,做着做着,就露出了剑走偏锋的端倪。本来是纯粹的文化活动,为了扩大影响和提升知名度,也开始“叫板”了。角逐之中,有的地方像赌徒赌红了眼,作品奖的单项奖奖金额,从最初的一两万元人民币,一路飙升到了10万元人民币。后来有一个豪情万丈的城市,弯道超车,直接飙到了50万元并以此问鼎,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是,单单个提名奖就标价10万元,正所谓“一览众山小”啊!

  除了地方政府在做,一些诗人、诗评家,乃至无从考证的“名人”后裔也不甘示弱,把诗歌节当作营生来操持。我粗略地清点了各个诗歌节的旗号,发现颇有暗藏玄机的意思,居然没有做活着的诗人的诗歌节的,想必一定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论。

  因为工作原因,我对各地诗歌节举办还是比很多人了解得多一点。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诗歌大国,举办诗歌节完全无可厚非。地方政府期待通过诗歌节的活动,挖掘地方专属文化内涵,同时扩大城市影响和提高城市形象。而诗歌活动,是既经济又便捷且高雅的途径。

  这些年当中,有一个地方的行动使我眼前一亮,那就是700多年前率先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的浙江浦江。元代初年,曾任义乌县令的浦江吴溪人吴渭,因不满蒙古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,辞职回家,与方凤、谢翱、吴思齐等志同道合的南宋遗民建立月泉吟社。为隐晦地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,号召汉族文人坚守志节、寄寓田园。1286年,月泉吟社以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,一时应者云集。征诗活动历时3个月,共获诗作2735首,经评定名次,前60名诗作辑集《月泉吟社诗》。月泉吟社是元初人数最多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,对后世的文人结社产生了很大影响,《月泉吟社诗》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。

  浦江没有效仿仿佛如日中天的诗歌节约定俗成的模式,独辟蹊径把诗歌和社会责任关联,与国家某学术机构一道,扎扎实实做起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、妇女、老人的《我们与你在一起》大型诗歌活动。这里的一位县长向我坦陈,浦江所以承办《我们与你在一起》大型诗歌公益活动,前提固然是浦江有得天独厚、绵延不断的民间诗歌创作的传统和土壤,但浦江更关注的是诗歌的人文情怀,立足于时代和历史使命,给当下社会施以温度。

  诗歌节的举办开始趋于理性,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思考并着力于个性化的实践,如徐志摩的故乡浙江海宁,把目光放在了青年群体,海宁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,我们想通过这个群体,更多地释放徐志摩的诗的元素。所有活动方案,同心圆是青年人,当他们爱上徐志摩,也会爱上这座城市的。

  两年前,艾青故乡——浙江金华金东宣传部某部长来京,与艾青夫人高瑛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等谈及了想做艾青诗歌节的计划,当时我也在一旁参与意见。

  艾青是二十世纪世界三大“人民诗人”,以艾青命名的诗歌活动是神圣的,贴近时代和人民必须作为诗歌节不可动摇的基石。如果诗歌节存在着“旋律”的话,那就应该像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,一俟“杀青”,就奠定了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  当时讨论过一个话题:是不是必须要设立作品奖?逢节设奖,当然不是定式,显然是诗歌活动设计的误区。多个城市由于评奖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瑕疵,带来了不少诟病,以致成为很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鄙夷的“小圈子的自娱自乐”。艾青诗歌节是目前国内唯一不设奖的“节”,把财力和精力放到了当地居民的参与。

  那一年,他们的足迹遍布了除法国外的艾青生前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地方,访问了与艾青同时代的尚在世的同事和友人,收集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。这般借“节”做实做足地方文化,在国内诗歌节举办城市还是不多见的。

  短短两年,艾青诗歌节的效应逐步在彰显。每次踏上艾青故乡金东的土地,已经能感受到自己犹如走进了诗歌的王国——民间自发的诗歌活动随处可遇,在艾青故居,不经意间,你就会遇上诗歌发烧友自发组织的诗歌朗诵会和创作座谈等。

  不久前又目睹了第二届艾青诗歌节,愈发感慨:才经历了一届的金华金东艾青诗歌节,已经让诗歌节拥有了自己的引擎,即创立的艾青诗学——还没有一个诗歌节举办城市,将地方文化名人,提高到学术高度!

  打开大门办节,是第二届艾青诗歌节给全国其他诗歌节举办城市的一次启示性的“试验”:艾青诗歌节不仅邀请了诗人、诗评家,同时邀请了“当红”的部分网络作家,开启传统写作的主流诗人与网络作家的对话,将新媒介语境下的两个看似毫无“共同语言”的阵营,以盘坐在蒲团上品茶、闲聊这一和谐的对话方式,“握手拥抱”了。艾青诗歌节还邀请了9个国内诗歌节主办城市的代表与会,缔结诗歌联盟,以便相互学习、共同探索,一码中特公开免费资料。他们一起在宣言上起誓:承担赓续、发掘地方文脉,以观照地方民众文化素养,让诗歌节成为一种生活的时尚,让诗意栖居成为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  不过,我反对探索的提法。我想,艾青故乡金东在本届诗歌节发起诗歌联盟,本意一定是相互提升。打开“城门”办节,值得借鉴和推广。

  从最初的“跟风”,到着手诗歌节文化内涵和多维度外延的并举,这不能不说是诗歌节举办城市的自省和觉悟。乃至具体到了着手解析新时代新文学的使命,并主动融合地方产业,使地方产业烙上文化的印记或地方文化烙上产业的印记……

  我把上述诗歌节举办的可喜变化,称之为诗歌节的地域性格,这可能是各地诗歌节生命之源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